【编者按】在韩国，一场围绕宗教与政治边界的风暴正席卷而来。统一教——这个曾因万人集体婚礼闻名全球、被外界称为“月亮教”的团体，再次因涉及政界的非法游说与赠礼指控，被推上舆论风口。从冷战时期的“和平外交”到后文鲜明时代的战略焦虑，从国际舞台的高调亮相到内部继承纠纷引发的分裂，这个宗教团体始终与政治权力交织缠绕。如今，随着特别调查组披露录音证据、日本资金链断裂危机以及总统府下令彻查，韩国社会不得不直面一个悬而未决的拷问：当信仰与政治的界限日渐模糊，宗教团体介入政治的尺度究竟该划在哪里？以下是深度解析：

　　长久以来以吸引全球目光的体育场规模集体婚礼闻名——也因其信徒广为人知的绰号“月亮教”——统一教再次卷入韩国不断扩大的政治风暴中心，涉及政治人物的非法游说和赠礼指控。

　　这些指控横跨2022年总统选举前后与两大主要政党的接触，重新点燃了一个古老却未解的问题：为何一个宗教运动屡次陷入政治权力的纠葛？

　　观察家指出，答案不仅在于近期的指控，更埋藏于该教会数十年政治参与、国际野心和内部危机所塑造的历史基因中。

　　政治即神学

　　“对统一教而言，很难将政治与宗教分离，”釜山长老会大学宗教史教授、月刊宗教杂志总编拓智一（音）周日对《韩国先驱报》表示。

　　“政治即宗教，宗教即政治——这种框架对理解当前丑闻至关重要，”他补充道。

　　与正式疏离政治影响的主流宗教团体不同，统一教长期将接触政治视为实现宗教目的的手段，而非背离信仰。

　　该教会由已故文鲜明于1954年创立，在冷战时期凭借激烈的反共立场和高度集中的组织结构迅速扩张。它从不局限于宗教礼拜。学校、媒体机构、企业和基金会构成了一个全球网络，模糊了信仰、商业与外交的界限。

　　文鲜明本人曾公开活跃于世界舞台。1990年，他在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91年，他在平壤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这对冷战末期的一位宗教人物而言是非凡的成就。

　　教会将这些会面定义为“和平外交”。而批评者，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视其为一个宗教组织作为地缘政治角色运作的证据。

　　“在文鲜明时代，政治接触高度依赖创始人的个人魅力和国际人脉，”拓智一解释。“这不是当今意义上的系统性游说——关键就是文鲜明本人。”

　　这种个人权威随着文鲜明2012年去世而消失——其后果塑造了教会近年来的行为模式。

　　文鲜明去世后，领导权移交其遗孀韩鹤子，但她与文鲜明儿子们的继承纠纷迅速爆发。长期的内部冲突导致运动分裂，引发诉讼、派系分裂和凝聚力下降。

　　宗教学者将2012年后的时期描述为战略脆弱期。失去文鲜明的绝对权威后，教会日益依赖组织策略——包括政治接触——来维持影响力和合法性。

　　“教会长期推动的项目——和平倡议、海外开发、韩日海底隧道——无法仅靠宗教影响力实现，”拓智一说。“它们需要政治权力。”

　　正是在此背景下，检方认为涉嫌游说行为有所加剧。

　　选举：机遇与杠杆

　　由闵中基（音）领导的特别调查组发现，统一教世界总部前负责人尹英浩（音）的录音陈述显示，该组织将选举政治并非视为公民进程，而是潜在的权力杠杆来源。

　　在近期调查披露的录音中，尹英浩声称教会在2022年总统选举前已成为“关键少数票”，并强调需避免表现出只与单一阵营结盟。

　　“回顾其过往——游说美国共和党、日本执政党、韩国军政府——这并非突然出现的行为，”他说。“变化在于他们愿意承担的风险规模。”

　　2022年选举期恰逢统一教举办大型国际活动“朝鲜半岛和平峰会”，全球政治人物出席。检方视该活动为在继承动荡中展示政治关联性、重振内部权威的整体努力之一。

　　此外，教会正面临来自国外的压力。

　　2022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对统一教在日本的募捐方式和政治联系的审查加剧——日本是其最大财务基地之一。

　　此后的法院裁决和行政措施严重削弱了教会在日本的运营，切断了其主要收入来源。

　　“日本捐款曾占教会财务的极大份额，”拓智一指出。“失去这部分必然动摇整个组织。”

　　分析人士称，在财务紧张和领导权争议的双重压力下，寻求政治支持的动机很可能进一步增强。

　　统一教周五发表声明，坚称涉嫌游说和赠礼是个人单独行为。

　　然而，该教会的官方立场似乎难以使其免受进一步审查。

　　这场争议已引发总统办公室直接回应，凸显了问题在宪法明确保障政教分离的韩国的敏感性。

　　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李在明周三下令对宗教团体与政治人物之间的非法关联指控进行彻底调查。此前，对统一教与政界所谓联系的审查日益加强。

　　李在明下达指令前一天，特别检察官将一起涉及统一教与执政党民主党议员关联的案件移交警方处理。此前调查被批评仅聚焦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成员。

　　“李在明总统指示有关部门，无论党派或职位，对特定宗教团体与政治人物非法牵连的指控进行彻查，”总统办公室在新闻通告中称。

　　随着调查持续，韩国被迫直面一个萦绕数十年的棘手问题：当信仰与政治变得难以区分时，应允许宗教运动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