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30·30”粮食安全目标悄然调整，新加坡的农业困局折射出全球都市农场的共同难题。寸土寸金的岛国曾立志在2030年实现30%食物自给率，如今却面临成本飙升、土地稀缺、本土农产品遇冷的三重暴击。从垂直农场北迁马来西亚求生，到水培集装箱因电费高昂被迫拆除，这场农业现代化实验背后，是能源危机与市场现实的激烈碰撞。但转型并非失败——鸡蛋产量提升、水产养殖技术进步、替代蛋白研发突破，正是这些星火照亮了食物主权的新路径。或许真正的收获，是让我们看清：粮食安全从来不是浪漫口号，而是科技、政策与消费意识协同进化的持久战。

　　新加坡讯：对于政府放弃原有“30·30”粮食安全目标转而制定新路线图的举措，本地农民并不感到意外。

　　2019年提出的原定目标，是到2030年通过本土生产满足新加坡30%的营养需求，以应对全球供应链中断风险。

　　然而六年过去，该国超过90%的食品仍依赖进口。

　　农民们指出，尽管政府提供补贴并投入数亿资金用于科研技术创新，他们仍面临运营成本暴涨、土地资源稀缺、本土农产品需求疲软的三重打击。

　　他们认为目标仍可实现——但前提是必须推行短期支持政策。

　　2024年新加坡本土产海鲜蔬菜内需持续下滑，即便推出“新加坡鲜采”标识等多轮营销活动也收效甚微。

　　受人力与能源成本上涨冲击，大量农场已退出市场。自2024年10月，近十分之一的陆地农场关闭，现存138家——较一年前153家显著萎缩。幸存农场多数被迫减产。

　　曾被视作土地困局解法的高科技垂直农场，如今也在生存线上挣扎。

　　Vegeponics农场的用工成本自2022年激增50%，电费更翻倍。尽管安装太阳能板降低30%能耗，企业已将扩张目光投向柔佛海峡对岸。

　　“迁往马来西亚不仅能节省三倍成本，还能大幅削减能源与人力开支”，计划将蔬菜回销新加坡的总经理Jesper Fan坦言。

　　都市农场同样未能幸免。Edible Garden City创始人Bjorn Low透露，因难以承受高昂电费，已拆除皇后镇基地的七个水培集装箱。

　　此举使农场能耗降低60%。Low先生指出，当本土农产品价格难以与进口蔬菜竞争时，节能成为生存关键。

　　该农场已转向更可持续的土壤种植模式。但九年租约将于年底到期，续约谈判仍在进行。

　　“土壤农场需要六七年培育地力，当终于进入丰产期却面临搬迁，这对非家族传承的农场堪称致命打击”，Low沉重表示。

　　同样的压力正在水产养殖业蔓延。多家渔场因空间限制、成本上涨及导致鱼群死亡的海域污染而关闭。

　　目前海上渔场仅存67家，较2023年的98家锐减三成。

　　这一切发生在政府斥资4000万新元（3060万美元）推行“30·30快速津贴”扶持蛋菜鱼生产，以及2021年起另投2500万新元助力农场技术升级之后。

　　除直接资助农场外，政府还拨款数亿新元用于食品创新与人造肉等替代蛋白研发，成果却喜忧参半。

　　人造肉先驱Eat Just因成本与资金压力于2024年暂停新加坡业务，而Shiok Meats已与持续专注研发的Umami Bioworks合并。

　　Umami Bioworks创始人兼CEO Mihir Pershad认为，新加坡多元餐饮文化使其成为绝佳试验场。

　　“但实现规模化生产仍面临挑战，培育市场认知与消费者接受度需要时间”，他强调与高校合作对培养人才、提升口感及降低成本至关重要。

　　根据政府修订的粮食韧性战略，本土农场现需在2035年满足20%膳食纤维与30%蛋白质肉类需求。

　　分析人士指出，目标调整不意味原有计划失败。

　　新加坡大学再生农业科技中心Veera Sekaran教授评价初期目标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当时区域紧张局势使粮食安全成为焦点，吸引大量缺乏农业经验者涌入。

　　这导致农场各自为政，鲜少分享知识技术。

　　“所有人都想建立专利知识库，缺乏协作生态圈”，他在《新加坡今夜》节目中坦言。能源价格波动、人力短缺与租约限制使情况恶化，乌克兰战争更令高耗能室内农场纷纷停摆。

　　但他坚持认为“30·30”计划成功提升了全民粮食安全意识：“我们开启的探索仍在进化，所有失败经验都将成为技术突破的基石”。

　　未来战略咨询公司Cornucopia FutureScapes创始人Luke Tay认为，战略调整是新加坡聚焦核心优势的务实转向。

　　“调整时间表并聚焦纤维与蛋白目标更为审慎，这符合我们在技术与经济层面的实际能力”，他补充道。

　　他列举了鸡蛋、水产与叶菜生产率提升，监管与科研能力增强等实质进展。

　　“在我国土地稀缺的背景下，单位面积生产率已实现增长”，他指出新加坡在新食品监管科学及研发知识体系构建方面显著进步。

　　他强调，只要消费者逐步接受新型食品，人造肉等技术实现“规模化、平民化、商业化”将水到渠成。

　　Tay先生特别指出，“30·30”计划的重要成果是深化了对食品全价值链的认知——例如业者自主培育作物种苗与鱼苗，实现“境内全链条生产，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真正的粮食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