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让我深感恐惧,议员们必须重新审视支持立场

2026-01-05 18:28来源: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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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生命尊严与自主选择的边界上,一场关于“协助自杀”的立法辩论正撕裂社会共识。本文作者以先天性重症关节炎患者的身份发出灵魂拷问:当法律为绝症患者打开“善意终结”之门,是否无形中将残疾、孤独、贫困群体推向深渊?在医疗资源不均、社会支持缺位的现实下,所谓“仁慈”是否可能异化为对脆弱者的隐形压迫?这篇泣血陈述不仅关乎个体生死,更映照出文明社会对待生命价值的底线思考。以下为全文编译,愿每一个字都能敲击我们心中那杆衡量人性温度的天平。

  政治中总有些时刻直击人心。关于协助自杀的辩论便是其中之一。我从一岁半起就患有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这是一种严重且不断恶化的疾病,连大多数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小事,对我都是每日挑战。苏格兰没有任何医生会否认我的病情已属“晚期”或“进行性”。终有一天,它可能会缩短我的生命。

  按照《绝症成人协助死亡法案》的定义,这使我符合协助自杀的资格。我深知若此法案通过,谁将置身险境。

  残疾人。孤独者。那些早已自觉成为负担的人。那些依赖他人才能生存的人。那些生命被认为不值得活下去的人。

  当我向健康、社会关怀与体育委员会陈述这些时,本希望议员们能理解这种恐惧。本希望他们能倾听亲历者的心声。

  但我的忧虑未得缓解,反而加剧。委员会拒绝了一项旨在明确绝症定义的简单措施。

  缺乏这层明确性,法案可能模糊绝症与残疾之间的关键界限。我的同事杰里米·巴尔弗议员曾提议增设保护条款,禁止因厌食症、唐氏综合征、抑郁、焦虑、孤独、贫困或居住条件恶劣而寻求协助自杀。这项修正案竟遭否决。

  请细想这一点。协助自杀的支持者常挂嘴边的是同情、选择与尊严。我理解这些理念。

  但同情绝不意味着转身离开那些可能觉得——像他们这样的生命,死了反而更好的人。

  我们并非在理想情境下立法:患者有挚爱家人和顶尖医疗,残疾人享有平等地位的社会。我们是在不平等与压迫的现实背景下立法。

  当我说协助自杀令我恐惧,我是认真的。正因如此,我无法在这项可能置人于险境的法案通过议会时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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