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亲历者的声音往往最为震耳欲聋。埃丽卡·法比安，一位从纳粹铁蹄与斯大林主义阴影下幸存的双重见证者，如今以九旬之龄发出刺耳警报：极权主义的幽灵正在西方民主国家的上空盘旋。她童年时在布达佩斯躲过盖世太保的搜捕，青年时在匈牙利共产主义政权下噤声求生，最终在美国寻得自由——却惊恐地发现，那些曾让她家破人亡的压迫机制，正以新的形态在自由世界悄然复生。这位用26本书记录人类黑暗岁月的作者，将自己比作“煤矿中的金丝雀”，她的新书《谎言之邦》不仅是对过往的血泪控诉，更是对当下西方社会言论空间收缩、恐惧蔓延的尖锐预言。当人们开始自我审查，当异见者被系统性地消音，民主的根基便已在无声中朽坏。法比安用生命书写的警告，值得每一个自诩生活在自由中的人侧耳倾听。

　　一位从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幸存下来的女性指出，极权主义的警示信号正在西方世界再次闪烁。

　　纳粹闯入布达佩斯搜捕她全家时，埃丽卡·法比安才四岁。八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大屠杀幸存者兼作家表示，她认出了威权主义的早期征兆——并恐惧西方民主国家正在重蹈欧洲曾用鲜血偿付的覆辙。

　　“我感觉自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她说，“我最新著作《谎言之邦》描述的，正是整个国家被缓慢侵蚀、自由被逐步剥夺的过程，包括今天的美国。”

　　法比安女士指出，她的警告源于切身经历——恐惧如何蔓延，人们如何变得沉默，民主制度如何在崩塌前早已空洞化。

　　这是被暴政塑造一生的灵魂发出的讯息——她认为英国应当严肃对待。法比安女士是世界知名眼科教授丹·莱因斯坦的母亲，后者在伦敦的诊所曾为包括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内的多位人物治疗。

　　她说，如今令她警觉的并非某项单一法律或某位领袖，而是西方民主国家日益显现的模式：言论受到监控，恐惧替国家行使职能。

　　“在今天的美国，人们害怕说任何反对特朗普总统的话，生怕有人会敲响家门。”

　　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法比安女士表示，历史表明，早在压迫变得明显之前，人们早已开始自我审查。

　　“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她说，“等到人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往往为时已晚。”

　　她补充道：“这个国家现在出了严重的问题，你不能再公开反对当权者。我从未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

　　尤其令法比安不安的是，移民、学生和活动人士因政治观点被拘留或调查的报道，以及追踪网络行为的数字监控工具的广泛使用。

　　“美国建立在移民基础上，”她说，“但现在家庭被逮捕。孩子们在学校被抓捕，如果文件不全就被驱逐。如果走向极端，我们终将迎来法西斯式政府。”

　　一些评论家认为，她的警告在英国同样引起回响——英国正滑向威权模式。他们指出，规范言论、抗议和网络表达的法律体系不断扩张，警告这可能助长自我审查，并非因为人们是罪犯，而是他们恐惧自由发声的后果。

　　自由言论联盟秘书长扬勋爵表示：“这是我此生经历的最专制的政府。今年陪审团审判权被废除，选举被取消。更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获得通过，政府开始将政治对手逐出议会。”

　　争取民主自由的“团结协会”创始人艾伦·米勒指出：“我们都对威权主义的抬头、对言论自由和抗议权的攻击深感忧虑。”

　　对法比安而言——她最初的记忆就是恐惧与谎言——这些绝非抽象辩论。

　　1944年，与纳粹结盟的匈牙利部队开始在布达佩斯围捕犹太人。她的父亲早已被送往强制劳动营。

　　“我们正在床上睡觉，听到砸门踢门的声音，命令我们滚出去。”她回忆道。

　　当时她四岁，姐姐朱迪思七岁。

　　最后一刻，全家因一位基督徒邻居对纳粹撒谎说他们已经逃离而幸免于难。

　　“他说：‘是我告诉纳粹你们已经离开了，所以他们才停止砸门。’”法比安回忆，“就这样，他救了我们的命。”

　　随后是战争期间东躲西藏的童年。

　　法比安姐妹和母亲辗转于安全屋、借来的公寓和医院之间，常凭借伪造的出生证明伪装成基督徒。最终，女孩们被藏在红十字儿童医院，假装生病，而母亲则寻找新的身份文件。

　　这办法奏效了一段时间，直到纳粹到来。

　　医院里的孩子——有些年仅三岁——被驱赶出来，被迫在雨中饿着肚子穿越城市行走数小时。

　　正是在这次行军中，法比安濒临崩溃。

　　“我对姐姐说：‘我再也拿不动手提箱了，我要坐在这里休息。’”

　　姐姐的反应毫不迟疑。

　　“她说：‘你敢！’然后提起我的手提箱：‘我先帮你拿一会儿。’”

　　队伍里的每个孩子都明白原因。

　　“我们都猜到，那些坐下的孩子——因为我们听到了类似枪声的声响——肯定被枪杀了。”

　　孩子们被赶进石砌采石场建筑里过夜。黎明时分，一名穿纳粹制服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喊出法比安姐妹的名字。

　　法比安陷入恐慌。

　　“我对姐姐说：‘他穿着纳粹制服，会杀了我们的，别过去。’”

　　但朱迪觉察到了异样。

　　“来接我们的纳粹军官，其实是伪装成纳粹军官的犹太医生。”法比安说。

　　他是地下救援网络的一员。凭借伪造的权威，他带着女孩们从真正的纳粹士兵面前走过，让她们与母亲团聚。

　　战争于1945年结束——但自由并未降临。

　　匈牙利陷入共产主义统治，法比安说恐惧再次支配了日常生活。

　　“在匈牙利，每个人对每件事都在互相欺骗，”她说，“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你永远不能说出真实感受。说任何政府的坏话，都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全家试图逃亡未果，在边境被捕。法比安被送往少年拘留所，母亲和姐姐则因逃亡企图入狱数月。

　　直到1956年匈牙利起义后，他们才最终逃离——徒步穿越雪原进入奥地利，随后移民美国。

　　法比安在西方重建人生，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当过演员和摄影记者，著有26本书。她的新作《谎言之邦》直接取材于纳粹占领和共产主义独裁时期的经历。

　　“我目睹这个政府步步逼近，正如我曾亲身经历的那样。”

　　她认为，恐惧是最强大的武器。

　　“大多数人会选择闭嘴和适应。”法比安说。

　　她警告，正是这种沉默，葬送了民主。

　　“自由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她说，“当人们说服自己‘这里不可能发生那种事’时，自由便已悄然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