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青春的十字路口，一次好奇的尝试、一个来路不明的“小玩意儿”，可能成为改写人生的转折点。今天的故事，带你走进新加坡少年“伟强”的真实经历——从藏在书包里的神秘烟弹，到深夜酒店的警灯闪烁；从父母的震怒绝望，到三个月康复计划中的挣扎与成长。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误入歧途的故事，更是一段关于拯救、信任与重生的温暖记录。当叛逆少年遇见不评判的倾听者，当说教变成并肩的对话，改变悄然发生。或许，每个迷途的灵魂，缺的从来不是训诫，而是一盏不熄灭的灯。以下是他的自述：

　　新加坡讯：一切始于一件小事——一个藏在书包里的空烟弹。但这个属于毒品电子烟Kpod的烟弹，在九月彻底颠覆了17岁少年伟强（化名）的生活。

　　当时伟强正和三位朋友（其中包含一名14岁女孩）在酒店度假。女孩未告知父母私自外出，家人联系不上后报了失踪。

　　警方追踪到她最后出现的地点正是这群少年所在的酒店。检查过程中，他们在伟强的包里发现了这个烟弹和电子烟设备。

　　伟强声称烟弹不是他的，也不知道怎么会在自己包里。“我当时非常懊恼，”他说。

　　接受警方问询时，他承认前一年曾两次尝试Kpod。但他没有收到500新元（约390美元）的罚单，而是被要求参加康复计划——这是国家帮助依托咪酯使用者重塑生活的举措之一。

　　首次违法的青少年需参与为期三个月、最多10次干预课程的计划。

　　对伟强而言，这记警钟来得正是时候。

　　在被查获前的几个月，他整天混迹于自称“品行不良”的圈子，养成了深夜流连、未成年潜入酒吧和俱乐部的恶习。

　　“我惹了不少麻烦。感觉那已经是底线了。幸好当时被发现了，”他说，“我觉得自己需要这次惩罚，才能吸取教训。”

　　在去年11月和12月两次接受《亚洲新闻台》采访中，他讲述了三个月康复历程以及与个案辅导员建立的情感联结。为保护隐私，本文使用化名。

　　伟强在2024年底首次听说Kpod，第一次接触是在朋友家里。

　　他13岁开始接触电子烟，断断续续抽了约四年——通常是在家无聊或和朋友聚会时。

　　但Kpod是全新领域。他说自己绝不会主动购买，虽然知道哪里能弄到。

　　“和朋友在一起时，你根本不会考虑被抓的风险，”他说，“会觉得抽这个很安全。”

　　但体验并不愉快。“其实感觉并不好……抽一会儿就让人恶心。”

　　几分钟内，他感到头晕目眩并昏睡过去。后来他和另一群朋友尝试了第二次，对方坚称这是不同品种，但他依然反感。

　　当警方通知他父母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暴怒。伟强说，父母曾警告他远离“这类东西”，而且他们不相信烟弹不是他的。

　　9月22日，他被正式转介至“青少年强化监督计划”，三天后在新加坡儿童会开始康复课程。

　　首次课程母亲陪同到场，气氛紧张。

　　负责跟进伟强的个案辅导员、新加坡儿童会助理总监弗兰兹·洛先生察觉到了母子间“强烈的冲突感”。

　　母亲陷入焦虑，担心儿子的前途，害怕他惹上更多麻烦。“她很难想象事情如何能好转，”洛先生说。

　　伟强显得烦躁，说话语气冷漠。他感到不自在，无法敞开心扉。

　　“其实第一次见他时我有点紧张，”洛先生坦言，“心里想着‘糟了，这恐怕不是个容易相处的少年’。”

　　第二次课程母亲未陪同，伟强明显友善许多。

　　洛先生指出，这个少年不仅反思自身行为，还体谅母亲的担忧——这对同龄人而言并不容易。

　　随着课程推进，笑声变多了，默契也逐渐形成。

　　“他的神态、语气、措辞，尤其是当他能用非常随性的语言交流时，你就知道突破成功了，”洛先生说。

　　当《亚洲新闻台》在计划尾声见到伟强时，他表示享受每一次课程。

　　强制康复并非可怕的事，他一直对心理咨询充满好奇。他将这视为未曾经历的新体验，并渴望尝试。

　　伟强喜欢有这样一位能倾诉的长辈，提供建议而不带评判。

　　“我本来话就多，喜欢和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和想法，”他补充道。

　　约85%的课程聚焦核心议题：情绪管理、防复吸、决策能力，帮助青少年掌握远离毒品的策略。

　　在一次情绪管理课上，伟强告诉辅导员呼吸练习对自己无效，他习惯闭眼静坐一分钟来平复心情。

　　他们还讨论了毒品在全球的禁令，洛先生强调药物滥用会摧毁友谊，绝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另一次决策课上，伟强坦言挚友的干扰常让他难以坚持正确选择。

　　洛先生解析了这种影响力如何成为改变的阻碍，鼓励他权衡利弊、寻找最佳方案。

　　剩余15%的课程内容？伟强笑称是“让过程更有趣、让我更专注的各种闲谈”。

　　美食是最受欢迎的题外话。洛先生曾推荐碧山地铁站附近的饺子，伟强当天就去买了。

　　洛先生认为，这些轻松交流是洞察青少年积极转变的关键。

　　“听起来可能荒唐，但这确实是让自己保持专注、远离不良行为的有效策略。”

　　离题对话也助力建立信任。“当我们以持久一致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会更愿意敞开心扉，分享生活点滴。”

　　辅导员也能据此调整方法。洛先生在伟强的案例中运用漫画和比喻，随时调整方式。

　　他曾用僵尸末日情景引发危机管理讨论，但伟强认为不切实际：“那只是电影情节。”

　　洛先生立即切换成更贴近生活的火灾场景。“从业者总有些锦囊妙计，”他说，“有时我们像魔术师，随时从帽子里变出新花样。”

　　数周过去，伟强感到生活步入更稳定健康的轨道。

　　他逐渐疏远旧圈子，转向通过共同朋友、聚会和社交媒体认识的更年长成熟的朋友。

　　“他们可能有点无趣，”他开玩笑说，但再没有偷偷混进俱乐部的冒险。

　　取而代之的是钓鱼、探店、滨海堤坝放风筝、在家烹饪等“正当”“无忧”的活动。

　　“这些时光更有趣，而且不会让我惹上麻烦，”他说。

　　他开始遵守宵禁，提早回家。

　　这种向好转变也缓解了家庭紧张。曾经辗转难眠等待儿子归来的父母，如今终于安心。

　　得知儿子和可信赖的朋友在一起，他们压力骤减。伟强外出时也不再躲避父母的来电。

　　伟强的第九次即最后一次课程在2025年12月中旬进行，结束时间比预期更长。

　　课后他与洛先生接受《亚洲新闻台》采访时，氛围温馨，两人显得比以往更亲近。

　　洛先生说，伟强的母亲再次旁听，但此次明显更平静。她谈起儿子的进步，注意到他变得更成熟。

　　她认为洛先生与儿子“契合度很高”。

　　伟强立即赞同。他说不再视洛先生为辅导员，而是“给予良策、教导如何好好生活的友善老师”。

　　他感到“幸运”能由洛先生辅导，换作他人或许不会如此坦诚。

　　他觉得自己变得更明智理性，行为更谨慎，也更清楚该与什么人交往。

　　伟强参与的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计划，而21岁以上依托咪酯滥用者会被转介至心理卫生学院的全国成瘾管理服务。

　　该服务主任张医生估计，强制计划中约三分之二是娱乐性滥用者，三分之一已成瘾。

　　如同伟强，多数人始于好奇或同伴影响；也有人为应对童年创伤或学业压力而吸毒。

　　张医生表示强制计划反响良好，少数青少年曾抱怨课程时长和每周参与的困难。

　　康复过程始于评估滥用程度。重度使用者参与六个月计划（心理卫生学院三个月+社服机构三个月），轻度使用者则为三个月（首月在学院+后两月在机构）。

　　张医生指出，仅“极少数”严重案例会复吸，通常通过青少年自述、家长察觉或执法检查发现。

　　但伟强坚信自己不会重蹈覆辙。

　　“复吸几率接近零，”他说，“现在我很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

　　他立志保持正轨、做个“好人”，希望专注学业、多陪伴家人。

　　“既然知道危害，就绝不能重犯……有时不仅伤身，更伤害身边人。”

　　“我已经犯过一次错，知道后果。不想再犯同样的错，真的不值得。”

　　洛先生感慨青少年的转变令人鼓舞，“任何改变都不容易”。

　　被问及看到伟强这样的少年完成康复的感受时，他露出微笑。他说会想念其中一些人，有些故事将长存心中。

　　“那些真正努力完成康复的少年，他们的故事会活在我们心里，”他说，“（我们）会将他们的经历传递给下一个相遇的少年。”

　　伟强的临别赠言很朴素：若想念洛先生或需要建议，随时可发信息。

　　但两人都希望不再以原有身份重逢。

　　“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在外面见面，”少年对洛先生说，“不是辅导员和案主。”

　　洛先生送上祝福：“我对所有少年都说过：希望能再见你，但别再在我的中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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